数码产品“过载”损害学校教育

过去10年，学校和技术相互兼并，既带来“这是怎么回事”的挫败感，也带来“下一步会怎样”的无限欣喜。有种间或出现的想法是：“尽管上一代技术让人失望，但新技术必将改变局面。”20年前，斯坦福大学的拉里·库班就在他名为《卖得太多，用得太少》的教育技术史著作中，明确指出了这一点。

教育与技术角力由来已久

新冠疫情释放出一大波科技热情。美国《教育周报》2025年调查发现，疫情暴发前，只有三分之二的教区向中学里的每名学生提供设备(通常是平板电脑)；到了2025年3月，这一比例在中学上升至90%，在小学达到84%。这足以让学校负责人和科技爱好者大肆庆祝。

然而，教师和家长却没这么兴奋。家长谴责现实中的在线教育正在异化，抱怨学校网站和软件用着费劲。那教师呢？60%的受访教师向《教育周报》表示，技术的最大问题是让学生分心；80%的受访教师说，屏幕时间越长，学生行为越糟糕。更重要的是，现有研究清楚地表明，很难明确技术和提高学习成绩之间有任何关系。

但大众对科技的热情有增无减。学校忙着把数十亿即将逾期的新冠疫情联邦救助资金花完，其中很大一部分花在新技术上。教育技术吹捧者和TED演讲者越发狂热地大谈人工智能、互联互通和数字工具的前景。

就在这一切上演的同时，却有人紧急推动手机不得进学校，还有源源不断的数据表明手机不利于孩子的学习和健康。

这种大吹大擂与心怀不满的交替循环并不陌生。

然后是广播。20世纪30年代初，美国教育部设有广播处，各州也定期播放教育节目。1932年，本杰明·达罗的《广播：助理教师》一书称赞广播是“空中教科书”，专家预言广播很快就会“像黑板一样在课堂上随处可见”。但事实证明，广播的用处没那么大，原因包括很难确定时间表，以及节目与课程无关。

如今，学校在与人工智能角力。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优选的作弊途径、虚假信息的源头。无论是科技爱好者天花乱坠的展望，还是教师沉闷乏味的哀叹，这一切都不陌生。

数字设备瓦解学生注意力

教育需要注意力集中。不管是篮球、代数，还是笛子，学习都必须专注、投入、练习。这正是学生习得知识、掌握技能的方式。然而，如今的数字设备和社交平台算法日渐优化，越发成为分心的原动力，瓦解持续不断的注意力。

现在，学生总有办法逃课，而把通向八卦和游戏、易上瘾且能互动的数码产品塞入学生口袋更是雪上加霜。这使得手机（包括平板电脑）的破坏性远远超过几十年前的课堂电脑或录像。任何一个只要讲课时有学生打开笔记本电脑的教师，都会严重怀疑这些学生中有多少在做笔记，又有多少在购物或刷社交平台。

在这项研究中，部分学生分配到禁用科技的课堂，另一些分配到有平板电脑但网络连接受限的课堂，还有一些分配到可以自由使用任何技术的课堂。结果显示，即使在这个守纪律、有才能的群体中，学生在禁用科技课堂上的表现也明显超过其他同学。

哈佛大学经济学者苏珊·戴纳尔斯基在回顾教育技术的研究中恰当地总结道：“对于一般教学场景而言，最有力的证据表明学生应该拿起笔，放下笔记本电脑。”

教育技术须为学习服务

话虽如此，科技还是有助于学习。毕竟，任何技术都是工具。无论用什么工具，最重要的是怎么用。

事实上，学校里遍布我们习以为常的技术，比如计算器和白板等，这些都曾是某个人的前沿创新。结果证明这些工具很有用：中学生不必再花很长时间摆弄滑尺，教师也不必日复一日地从黑板擦中抖落粉笔灰。当然，这些新工具的有些使用方式也会让人不安，比如有激进教育者认为，使用计算器意味着小学生不再需要掌握乘法或长除法。

教学中只有一项技术真正让它的变革性前景成为现实：毫不起眼的书。很久以前，学生只能师从当地教师，而且只能口口相传。印刷术的发明让学生可以随时随地、从任何人身上学习。就算教师不熟练、没意思，学生也能通过反复阅读书中段落来学习，而教师也可以少说教、多解释。当然，教师可以这样做并不代表会这样做。即使到了今天，古腾堡印刷术发明了5个世纪后，还是经常看到教师上课单调呆板，重复着本应由学生前一晚阅读的东西。

需要重申，最重要的不是技术，而是如何使用。如果技术用于联通学生与教师，增进家庭参与，提供更丰富、更规范的指导，以及更有效利用学生和教师的时间，那么技术就能丰富教学。

利用技术并不是加入对新鲜数码产品的混乱拼抢，也不是放任算法驱动的分心文化。教育技术需要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学习。明天的技术是否对学生有利，最终的决定因素远不是硅谷的梦想，而是学校能否挺身迎接挑战。（编译/张熠柠）